我叫徐东海，今年五十，上海人，下岗工人。以前在国棉十七厂上班，摇纱的。后来厂子没了，我的生活也跟着断了线。现在，我是一名“代驾”。
每晚，我在上海的街头游荡，骑着一辆能折叠的电瓶车，像个孤魂野鬼。客人的一个电话，我就能从城市的任何角落，赶到任何一辆我这辈子都买不起的车旁边，替那些喝高了的“人上人”握住回家的方向盘。
干我们这行，有条铁律：嘴巴要牢，闲事莫管。车厢就那么大，是个密闭空间。酒精上头，人的嘴巴就没了把门的——夫妻吵架的、兄弟反目的、吹牛皮的、说胡话的，我什么没听过？但我听完就忘。方向盘在我手里，但路是客人选的。我只管开车，不管闲事。这是我的生存之道。
那天晚上，上海下着不大不小的雨，黄梅天的尾巴，又闷又潮。我刚做完一单，把一个喝断片的金融小伙从新天地送回陆家嘴，刚把小电驴从后备箱搬出来，手机又响了——滴滴代驾的派单声，像催命符。
我一看，眼睛亮了。单子起点：巨鹿路，一家叫“MUSE”的会所；车型：奔驰G500。这可是条大鱼，开这种车的人，出手都大方。
我把雨衣裹紧，骑上小电驴，像一艘黑色的小舢板，汇入上海深夜的车流。巨鹿路，老法租界，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叶子被雨水打得发亮。MUSE门口灯红酒绿，豪车一辆接一辆。
我找到了那辆黑色的“大G”，像一头蛰伏的猛兽停在路边。车窗摇下来，一个穿黑西装的保安探出头：“代驾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等一下，赵姐马上下来。”
我点点头，在旁边的屋檐下收起小电驴等着。大概过了十分钟，一个女人从会所里走了出来。很高，很瘦，穿一件剪裁很好的黑色连衣裙，外面披着风衣，手里拎着个爱马仕的包。她就是赵姐。
看年纪，三十大几不到四十，长得很漂亮，是那种有攻击性的、精致的美。脸上化着妆，但眼神很疲惫。她走路很稳，不像喝醉的样子，空气里却飘来一股淡淡的酒气，混着高级香水的味道。
她拉开后座的门坐进去：“师傅，汤臣一品。”声音也像她的人一样，冷冷的，带着距离感。
“好的，赵小姐。”
我发动车子，奔驰G的引擎发出低沉的咆哮。我握着方向盘，感觉像握住了一头野兽的缰绳。车子平稳地驶上延安路高架，窗外是上海不夜的繁华——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、中心大厦，像三根巨大的金刚钻，戳破了黑色的天鹅绒。
车里很安静。赵小姐一上车就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，一句话不说。我也不说话，这是规矩。
就在车子快下高架时，她的手机响了，铃声是一首很老的英文歌，我叫不上名。
她接了电话：“喂。”还是那个冷冷的调子。
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她的声音突然变了：“……我说了，我在外面应酬！你凭什么查我？我是你的犯人吗？钱钱钱！你脑子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！我受够了！我真的受够了！”
她的声音从冰冷到愤怒，再到压抑不住的、歇斯底里的绝望。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，那张用精致妆容堆砌的面具，正在一片一片碎裂。
电话挂了，车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只能听到雨刮器在单调地刮着挡风玻璃。
“师傅。”她突然开口。
“哎，赵小姐，您说。”
“不去汤臣一品了。”
“那……去哪里？”
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又睡着了：“去……崇明。”
我愣住了。崇明？现在是晚上十二点半，从这里去崇明岛，横穿大半个上海，过长江隧道和长江大桥，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。一个来回，天都亮了。
“赵小姐，您确定吗？去崇明？”我忍不住确认。
“我加钱。”她说。
我没再说话。客人就是上帝，上帝要去月球，我也得想办法把车开上去。我调转车头，重新上了高架，往长江隧桥的方向开去。
车子驶离灯火辉煌的市中心，开上G40高速。窗外的景色从流光溢彩变成大片大片的黑暗，只有路灯像一串没有尽头的珍珠项链，在雨夜里延伸。
“师傅，你结婚了吗？”她又开口了。
“结了。”
“有孩子吗？”
“有个女儿，上大学了。”
“你爱你老婆吗？”
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。爱？我跟老婆是厂里介绍认识的，结婚三十年，早就从爱情变成了亲情——不，甚至不是亲情，是一种习惯。像左手摸右手，没感觉了。但你要是把右手砍了，肯定撕心裂肺地疼。
“呵呵，过日子嘛。”我含糊地回答。
她好像也没期待我的答案，像是在问自己，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，像在说梦话：
“我也有个儿子，八岁了。他很可爱，长得……长得不像他爸爸。”
“我以前不住汤臣一品，住石库门。那种老弄堂，你晓得吧？夏天孵在天井里乘风凉，冬天一家人围着个煤球炉子，能坐一晚上。那时候穷，但是开心。”
“我爱过一个人，是个画画的，比我大五岁。他很穷，穷得叮当响。但是，他会把一只几十块钱的钢笔用很好看的包装纸包起来，送给我当生日礼物。他会在下雪天跑遍大半个上海，就为了给我买一个刚出炉的、烫手的烤红薯。”
“后来……后来我妈说，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她说爱情不能当饭吃，说那个画画的给不了我未来。再后来，我就认识了……我现在的老公。”
“他很有钱。第一次见面就送了我一个，我那个画画的男朋友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包。我嫁给了他，住进了汤臣一品，过上了我妈说的‘好日子’。我以为我会开心的，但我没有。”
车子开上了长江大桥，桥下是黑漆漆的、望不到边的江水，桥上的灯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我看到有眼泪从她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。
“我结婚第二年生了小远，我老公很高兴，给了我一张卡，里面的钱我一辈子都花不完。但是，他不知道，小远……不是他的儿子。”
我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方向盘都差点没握住。我感觉自己听到了一个不该听的秘密——一个足以摧毁一个家庭，甚至几个人命运的秘密。
“那个画画的，他……他快死了。”她的声音充满痛苦，“是癌，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。他一直没结婚，一个人回了崇明老家，谁也没告诉。前几天，我才从一个老同学那里打听到消息。我今天……就是想带小远去看看他。”
“我老公，他可能知道了。他刚才在电话里说要跟我离婚，说要收回所有东西，还要……还要抢走小远。凭什么……他凭什么……”
她没有再往下说，车里只剩下她压抑的、像小兽一样的呜咽声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只是个代驾，只能把油门踩得更深一点。
车子下了桥，进入崇明岛。这里和上海市区完全是两个世界，没有高楼，没有霓虹，只有黑黢黢的田野和偶尔闪过的低矮农房，空气里有青草和泥土的味道。
赵小姐报了个地址，我开着车在乡间小路上七拐八拐，终于找到了地方——一栋很破旧的两层小楼，淹没在一片橘子林里，院子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。
我把车停在院子门口，那巨大的、方方正正的奔驰G，和这栋破败的小楼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。
赵小姐下了车，一个穿睡衣的中年妇女从屋里冲了出来，应该是画家的姐妹。她看到赵小姐先是一愣，随即眼神变得无比怨毒：“你还来做啥？！你来看他死得透不透吗？！”
“姐，我……我就是想看看他。”赵小姐的声音带着哀求。
“看？你当年抛下他跟有钱人跑了的时候，怎么不回来看他一眼？他为了你一辈子没讨老婆！现在快死了，你倒想起来了？滚！你给我滚！”女人说着就要上来推搡赵小姐。
就在这时，后座的车门开了，一个穿小西装、揉着眼睛的小男孩从车上走了下来——他就是小远，长得很秀气，眉眼间跟赵小姐很像。他显然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了，害怕地躲在赵小姐身后，怯生生地看着那个歇斯底里的中年妇女。
那个妇女看到小远的一瞬间也愣住了，死死地盯着小远的脸，嘴巴张了张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屋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，一个虚弱的男人声音从屋里传来：“姐……让她……进来吧。”
女人狠狠地瞪了赵小姐一眼，转身进了屋。赵小姐拉着小远也跟了进去。
我一个人坐在车里，订单还没有结束。看着那栋在夜色里亮着孤灯的小楼，我点了根烟。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，也不想知道，只想等赵小姐出来结了账，拿上小电驴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大概过了一个小时，就在我快要睡着时，两道刺眼的车灯划破黑暗。一辆黑色的奥迪A8急刹车停在我的奔驰G后面，堵住了去路。车上下来两个男人，一个是司机，另一个穿昂贵的定制西装，戴金丝眼镜，一脸斯文，但眼神像刀子一样冰冷锋利。
他径直走到小楼门口，一脚踹开虚掩的木门。我心里咯噔一下——我知道他是谁了，他就是赵小姐那位“很有钱的”老公。
好戏要开场了。不，不是好戏，是一场无法收场的悲剧。
我立刻熄了火，关了车灯，把座椅放倒假装自己不存在，但耳朵却竖着。屋子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然后是那个男人冰冷的声音：“赵婧，你长本事了啊。带着我的儿子，来会你的老情人？”
“他不是你的儿子！”是赵小姐尖叫的声音。
“到现在你还嘴硬？我早就查清楚了。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好骗吗？”
“……王总，我们夫妻间的事，能不能……出去说？病人需要休息。”一个微弱的男声插了进来，应该就是那个画家。
“你闭嘴！你一个快死的穷鬼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”男人咆哮起来，“赵婧！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！把孩子给我！跟我回家！今天的事，我就当没发生过！不然，你净身出户！这个野种，你也别想再见到！”
“你做梦！我死也不会把小远给你！”
“那你就试试！”
接着是孩子的哭声、女人的尖叫声、男人粗暴的咒骂声、东西被砸碎的声音……乱成了一锅粥。我躺在车里，手心里全是汗。走，走不掉了，奥迪车堵着路；管，更不能管，这种豪门恩怨，我一个代驾凑上去就是找死。我只能继续装死。
就在这时，我的车窗被敲响了，我吓得一个激灵。窗外站着那个金丝眼镜的老公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鄙夷：“你是代驾？”
“……是。”
“滚下来。”
我不敢反抗，打开车门走下去：“老板，我……”
“把车钥匙给我。”他命令道。
我犹豫了一下：“老板，这不合规矩……”
“少废话！”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车钥匙，从钱包里抽出一沓红色钞票甩在我脸上，“拿着钱，滚。今天晚上，你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懂吗？”
钱散落了一地，大概有两三千块——我一个月的收入。我看着地上的钱，又看了看屋子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拿钱，走人。
我弯下腰准备去捡，手已经碰到了那冰冷的、沾着泥水的钞票。但就在那一刻，我想起了我的女儿。她小的时候也这么哭过，那一次是我跟老婆吵架，失手推了她一下，女儿哭得我心都碎了。我当着她的面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她受这种委屈。
我慢慢地站直身子，没有捡地上的钱，看着眼前这个不可一世的男人，笑了笑：“老板，”我指了指手机，滴滴代驾的界面还亮着，“侬看，我这个单子还没结束。从巨鹿路到崇明，现在是夜间加长途，快四个钟头了。车子停在这里，计价器还在跳。等你们把家务事谈完，我再开车载侬回市区，估计天都亮了。”
男人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我没理他，继续用上海人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调子说：“还有，我这个手机前两天刚更新的系统，带自动录音功能的。刚才在车里厢，赵小姐讲的话，不晓得录进去多少。侬晓得的，现在做我们这行，为了安全，也为了防止跟客人有纠纷，公司都要求我们留个证据的。”
我说谎了。我的手机就是个破手机，根本没有自动录音。我在赌——赌他这种有头有脸的人，最怕的不是老婆出轨，也不是儿子非亲生，而是“家丑外扬”，怕这些丑事变成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在法庭上，让他在整个上海滩丢光面子。
果然，男人的脸色变了，那种冰冷的、稳操胜券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像要在我脸上看出个洞来。我没躲闪，就这么平静地看着他。我们对视了大概半分钟，最后是他先移开了目光。
他看了一眼屋子里抱着孩子、像护着小鸡的母鸡一样浑身发抖的赵小姐，又看了一眼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画家，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冲我和屋子里的所有人做了个极度不耐烦、充满厌恶的摆手动作，然后转身拉开车门坐进奥迪A8。车子发出一声咆哮，倒车，掉头，绝尘而去，卷起的泥点溅了我一身。
世界又安静了，屋子里的哭声也停了。赵小姐抱着孩子走了出来，站在台阶上看着我。她的妆全花了，露出的脸苍白憔悴，但那双眼睛里却有了一种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像是劫后余生的光。
“师傅，”她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麻烦你了。”
我没说话，默默捡起地上的奔驰车钥匙。
“把我们……送回去吧。”她说。
我愣了一下：“我们？”
她点了点头。身后的门开了，那个之前对我恶语相向的妇女扶着虚弱的画家也走了出来，画家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小的画板。
我明白了，拉开车门。他们都上了车——画家和他的姐妹坐在后排，赵小姐和小远坐在副驾驶。我重新发动那辆沾满泥点的奔驰G500，车子驶离那栋孤零零的小楼，重新开上通往上海市区的路。
天边已经开始发白了。我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，是一场更残酷的官司，还是短暂的、抱团取暖的平静？
我不知道。我只是个代驾，把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的路。路的两边，是晨雾里渐渐清晰的上海摩天大楼，它们像一座座冰冷、沉默的钢铁丛林。而我，只是开着车载着这一车破碎、无助，却又带着一丝希望的人，驶向那片未知的丛林深处。